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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的线索 第一章:世界体系的破裂

Published by 刘仲敬(Zhongjing Liuat Smashwords

Copyright 2018 刘仲敬(Zhongjing Liu


《远东的线索》共六章,本册为第一章。


作者:刘仲敬

注释:冬川豆、刘仲敬

排版:三马兄

封面制作:冬川豆



Smashwords Edition, License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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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命运播种


第一章世界体系的破裂


一、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中心与边缘

1. 议会式政党

2. 从施特劳斯学派衍生的诡辩

3. “自由-殖民主义”的同构

4. 大英帝国的课业

5. 降虏社会的本质

6. 大英帝国转向日本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的革命外交

1. 事动员与战争形态的变化

2. 贵族式外交的没落

3. 德国释放“革命外交”


三、协约国和日本维护远东体系的布局

1. 英日同盟

2. 日本的外交性格

3. 东亚大陆的小邦竞逐时代

4. 国民共同体的塑造

5. 远东病室与拉美摇篮


四、十月革命与世界革命策源地

1. 德国和列宁的交易

2. 列宁主义以俄罗斯为宿主

3. 布尔什维克大洪水

4. 列宁主义进入远东宿主


序:命运播种



今天所谓现代世界的产生,通常包括两种截然不同的所指,以不同比例混合,补充和吸纳若干本身本无意义的细节和现象。第一种所指其实就是英格兰的历史路径,经过若干变形和妥协,辐射和改造了欧洲和世界的面貌。俗人和下士1为了回避欧洲中心论的嫌疑,改用太监一样中性的词汇“现代世界”。如果说学问的本义就是尽可能增加公众的理解力,像苏格拉底一样毫不忌惮暴君和暴民的感情,政治正确的意义就是学术无产阶级将判决苏格拉底的法庭内化到自己心中,用貌似知识的政治信念、而非彰明昭著的无知作为降低公众理解力的工具。第二种所指蕴涵了人类文明和命运的深刻变化和巨大威胁,意思是我们所知的文明从此开始自觉和武断地干涉人类和世界的命运。历史上存在过的大多数已知文明都是越过这个阈值以后,给文明内部的自发秩序生产力增加了太多负担,最终将世界留给了轻装上阵的蛮族2秩序生产者。第二种所指给第一种所指提出了尖刻的警告,因为英格兰相对于欧洲、欧洲相对于世界的最鲜明特征就是:它在蛮族习惯和宗教信仰(这两者在下士眼中都是愚昧和野蛮)的保护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自觉和武断,从而积累了比以前和同时其他文明更为丰厚的元气(秩序生产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所谓的西方和现代文明点燃火炬以来,给观众造成了光明的永恒天经地义、黑暗和灰烬一去不复返的感觉。在西方文明以前,其他文明的观众从来没有这样的奢望。他们非常清楚文明的烟花性质,对灰烬的冷却并不感到惊讶。


知识是文明所仰赖的甜蜜和光明,但知识也有两类。第一类知识是园丁的知识,默默保护和积累秩序生产力,借助无数西西弗斯的质朴和虔诚,将每天都想露出地面的野蛮推回到地下。这种知识虽然并不全部依靠默会来传承,但默会的部分终究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第二类知识是烟花匠的知识,将蛮族时代和文明时代积累的秩序资源点燃,照亮了历史、世界和未来。他们的技艺同样配得上人类永远的称羡和感激,但他们的成就主要不是取决于自己,而是取决于园丁积累和生产的厚薄快慢。如果烟花消费的速度超过了积累和生产所能支持的程度,仿佛繁花似锦的文明就会从内部枯萎。文明的维护者对第一种知识只能保护和培育,对第二类知识既要保护又要限制,因为后者的失控是文明衰亡的重要原因,不逊于后者的产生是文明成熟的主要标志。现代世界的成熟,以民族国家的整合为标志。民族国家和成文法取代封建自发秩序和习惯法,让历代园丁积累的薪柴大放广袤,但还不至于让整个森林付之一炬。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标志着毁灭罗马和其他众多文明的危险技艺再度发现,将美丽和温暖的火炬变成了毁灭世界的火灾。无数骄妄的生灵嘲笑先人的愚昧,自以为掌握了永享光明的不二法门,却突然发现自己在黑暗中摇尾乞怜,摸索最后一点点迅速冷却的余烬。正如奥威尔所说,混淆黑白的话语体系就是颠覆者的先锋3。二十世纪的远东革命史经过他们的割裂和歪曲,已经沦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奥吉阿斯牛圈4,急需清理和复原。颠覆者从来不乏冒充理性客观中立的高级匪谍史学,他们的危害比明火执仗的《联共(布)党史》大得多,即使三十年前的费正清学派5也不过如此。


高级匪谍6有一定的专业能力,完全清楚一旦材料回到比例恰当的格局当中,形成前后连贯的整体,历史现场的脉络和情境就会自动呈现出来。他们的技巧不在于彻底的抹杀和直接的伪造,而在于巧妙地割裂和扭曲:隔断材料和环境的联系,切断前因和后果的关系,将直接和密切的关系排除在人为制造的格局之外,用楚门世界的框架和大锯活人的布景联缀起来,用蒙太奇技术制造虚假的相关性和因果性,用假线索掩盖真材料的意义,这样外行读者就看不清材料在格局当中的意义了。谁能写好一部以朝鲜为中心,仅限于朝鲜范围的朝鲜战争史?既然战争的主角、前因和后果都在半岛之外,仅仅是错误的框架就足以妨碍读者形成适当的比例感了。整体比例感的破坏和相关性的错置对公众的理解力危害最大,远远超过具体材料或考订的谬误。任何版本或倾向的《中国现代史》或《中国革命史》都会造成同样、甚至更大的问题,因为“中国”本身就是现代史或革命史造成的结果,在现代史或革命史开始的时候并不存在,自身不能构成远东历史的主要驱动因素和全部现场,这些都是《远东的线索》必须存在的原因。基本格局和线索恢复以后,材料的搜索和考订就不是多么困难的任务。


伪问题和稻草人只要置于比例恰当和线索清晰的格局当中,无需辨证就会自动沦为笑柄。抗战由谁领导?这种问题有任何意义吗?既然事后争夺领导权的觊觎者根本没有独立的决策权?7斯大林和蒋介石的交易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这项人肉盾牌计划才是蒋介石开战的真正理由和红军长征的真正原因,尤其也是汪兆铭坚信蒋介石会害死国民党的真正理由。敌后抗战是不是中流砥柱?这种问题有任何意义吗?既然东亚大陆在二十世纪国际板块的运动中,从来都不是主要动力?觊觎者在敌后的主要工作就是消灭了大部分友军,包括河北、山东、江苏三大省政府,发展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海路贸易,用粮食换取日本武器8,依靠津浦路协定9从上海和汪兆铭控制区输送物资而已。这条路线比美国飞行员用生命换取的驼峰线更大更可靠。上海四五十年代和香港八九十年代商人以此起家者比比皆是,东南局10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抗战最初几年,沈鸿烈和韩德勤的部队11集中力量破坏津浦路。八路军消灭了前者,新四军消灭了后者。此后,津浦路就不再危险了。潘汉年是这场交易的代表,饶漱石是他的直接上级,刘少奇又是饶漱石的上级。饶漱石在五十年代的风暴中落马,本来不会开除党籍,因为潘案的牵连只能老死狱中。饶案即使在文革后都无法平反,因为饶的复出会把刘少奇变成汉奸。毛泽东说饶对党不老实,就是看穿他在认罪材料里玩弄手段,企图留下日后翻案的活门。邓小平和他的朋友们也是因此下定决心,让他永远没有机会开口。12


诸如此类的闹剧布满了二十世纪的远东历史然而真正的悲剧在于甚至直接受害者都不知道牺牲的原因。无知的大军继续在黑暗中相互残杀,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仍然生活在烈焰留下的灰烬当中。这场大火虽然尚未也并不必然彻底毁灭我们所在的文明,但无疑已经造成了最大破坏,可能预示类似、甚至更大的危险。文明的朋友理应尽到自己的责任,复原火场的草蛇灰线,将牺牲者应得的公义还给他们。


是为序,录旧作志之。



山河


北顾难存卫,东途耻帝秦。

客星横上党,木叶断江阴。

驽马嘶碣塞,离人望华亭。

伤心寒潭客,犹自雒城吟。



第一章世界体系的破裂


一、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中心与边缘


本节引言:


十九世纪在欧洲体现为自由主义的世纪,在欧洲以外体现为殖民主义的世纪。其实,两者是同一种秩序在世界中心和边缘的不同表现。纳税人选举产生的议会主导政治事务,以保护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为己任。中心和边缘的主要差异在于:欧洲的纳税人和无产者没有种族差异,通过民族构建而逐步转型为大众民主;殖民地的欧裔纳税人和土著无产阶级难以通过同样的方式整合,殖民主义变成了文明秩序的仅有保障。



1. 议会式政党


漫长的十九世纪”始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终于1914年德国入侵永久中立国比利时。在此期间,国际体系空前稳定。欧洲大陆实现势力均衡,皇家海军统治海外世界。正统原则保证了欧洲各国相互承认、相互信任,一切交涉留给国际主义性格明显的贵族外交官俱乐部处理。13流亡者和失败者受到外国政府的公开庇护,后者并不会因此得罪友邦。国内反对党和国外敌对势力存在明确区别,合法政府的敌对行动受到战争规范的严格限制。只有在这种费厄泼赖(Fair Play)的国际环境支持下,国内的政治斗争才能高度形式化。形式主义者的政治通常称为自由主义政治,其实就是列宁和施米特(Carl Schmitt)鄙视的市井小人的浅薄政治——自由主义原则假定法治高于政治,一切政治问题最终都可以化约为法律问题。法治基于普遍性原则,没有不能覆盖的领域。程序保障权利,保护个人免除权力斗争的危险。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权力主义者都认为,没有抽象和普遍的法治,具体和有限的法治如果存在,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临时产物。政治学如果撇开造就这些临时产物的决断,就是把政治学庸俗化。正义规则产生于决断之后,而决断本身是超乎正义或非正义之上的。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党派居于统治地位,或成文宪法体现了明确的自由主义原则,而是说政治问题已经可以化约为法理和法律问题,可以通过立法机构的各种可逆性程序讨论和解决,使得书写元规则的不可逆决断退居幕后,甚至从大多数体面人士(资产阶级)的想象中消失。这就是葛兰西所谓的资产阶级文化霸权14,在他的体系中比马克思重视的经济霸权更加关键。


保守派、民主派和社会民主派的政党跟自由主义政党同样深陷体面人士(资产阶级)的话语体系中,已经丧失了以其他方式理解、表达和行动的能力。议会式最初就是自由主义政党,其他政治势力不以政党的形式存在。保守派在英格兰以国教会为依托,在欧洲大陆以天主教会和正统君主制为依托。民主派在英格兰表现为普莱斯15和科贝特16式的独立教派,以及没有选区的市镇群众运动;在欧洲大陆表现为山岳党17和激进党,以密谋团体和军事政变著称。社会党人在马克思时代仍然是公认的反社会势力和候补的刑事犯罪分子,其纲领和活动本身就是违法的,其名誉和手段跟黑社会组织区别不大。福尔摩斯小说当中的《恐怖谷》,就代表了当时体面社会对工会的看法。工会首脑“身主麦金蒂”依靠暗杀和勒索维持团体,终于败在平克顿侦探社手下。中国教科书把平克顿侦探社描绘成资本家破坏早期工人运动的打手,原因尽在不言中。美国工人运动的早期英雄,例如纳入中学教科书的乔·希尔18等人,都是因为刑事犯罪,被陪审团判处死刑。简单粗暴地说,不用违法手段是不可能阻止工贼的。而所谓工贼无非就是不肯缴纳工会费的独立劳动者,例如华人劳工。加利福尼亚的社会主义和排华运动是一回事,奥秘就在这里。普通法将工会从密谋犯罪团体名单上删除,还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事情。谢普雷法(Loi Le Chapelier)明确禁止工会,因为工会只有在强制反对派工人和独立劳动者的基础上才能存在。


这三种政治势力在中世纪的宪法理论中,都不属于而且不应该属于国会政治。国会就是市民阶级-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代表,负责财政税收的。贵族是武士团体,有自己的上议院。教士负责社会福利和教育,有平行于国会的教务会议。无产者不在政治共同体内,本来就没有选举权。三者没有议会政党,是符合传统的。他们组织政党,最初只是为了模仿资产阶级。国会逐渐吞并了其他各等级的机构和权力,迫使他们的团体组织类似资产阶级的政党。民主派按照马克思及其朋友的说法,是小资产阶级组织。也就是说他们的财产达不到中世纪的市民或有产者标准,但仍然不是无产者或体力劳动者。最初的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派经常混淆,莫里斯19和拉萨尔20之流领袖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最初一致追求普选制,实现以后就分道扬镳了。由于政党组织越来越重要,最后发挥了反客为主的作用,例如社会民主党最后出现了议会党团压倒工会的现象,天主教社会党团也日益独立于原先的母体--教会21


只有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政党才是纯正原始意义上的政党,没有诸如此类的非议会后台组织。资产阶级人士经常觉得,后台组织操纵前台政党是不大符合议会政治精神的。如果现代读者难以理解,不妨参考爱尔兰共和军和新芬党22的情况。恐怖组织的政治代理人参加议会选举,那些没有幕后打手的良民代表会怎么看待他们呢?非议会准政党的议会化和政党化,是各等级共治体系转型的关键步骤。欧洲人不大重视,因为那是不用解释的。而汉语世界迄今为止,还没有正确的理解。因此当列宁和希特勒发动超越元规则和颠覆体面社会本身的超限战时,资产阶级势力(包含从保守派到社会民主党的所有体面政党)竟然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本来非常强大的力量。



2. 从施特劳斯学派衍生的诡辩


施特劳斯(Leo Strauss)及其门徒23怀着难民的心态,托庇于礼失求诸野的美国桃花源,试图教育自己的东道主吸取历史教训,在面对不惮于超限战的敌人时,果断抛弃适用于体面对手的形式主义,行使剿匪先于主义的战争权利,将争夺政党利益的日常斗争,转化为保卫文明价值生死斗争。24美国乡民由于自身的优越处境,不能切身理解社会性超限战25的恐怖,对施派的弘论似懂非懂。刘小枫及其弟子倒是理解了美国人理解不了的东西,却把施特劳斯的教导用到了相反的地方,试图利用施派“非常决断在非常状态下必不可少”的论证,来证明共同体可以、甚至应该建立在永久性的非常状态之上。这种理论连施米特26都不会接受,但确实符合列宁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原旨。施特劳斯的政治学是客卿的政治学,反映了欧洲知识分子对纳粹和苏联的恐惧,委婉地要求民主社会具备自卫的权利和能力。任何人只要熟悉魏玛共和国的衰亡史,就不会不理解他的意思。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吸收他的思想,大抵引向在国际范围输出民主秩序的方向,因为他们想象不出本土社会遭到内部颠覆的可能性。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解释韦伯的思想,也存在同样的问题。27


德国思想家的魔性成分源于自身环境,他们在英语世界的继承者总是要阳光得多。刘小枫的弟子恰好相反,故意把紧急状态的决断引向相反的方向,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为斯特劳斯学派准备防范的颠覆势力寻找借口。斯特劳斯学派要求民主社会面临强大的颠覆威胁时,要有行使紧急状态的理论准备,翻译成日常语言,就是要行使白卫军的剿匪权力,用临时的独裁权保卫资产阶级社会。决断的意思就是为了保卫民主,不得不暂时牺牲民主。刘小枫的意思恰好相反,就是用资产阶级临时专政的正当性,论证列宁主义的永久性专政同样是正当的28。紧急状态的本义就包含了临时的意思,决断的本义就是日常的反面。二者的正当性都有赖于临时和非常的特征,而刘小枫却把这种正当性解释为二者可以具备正常性和日常性。决断的合法性有赖于决断者保卫社会的性质,刘小枫却将决断权交给了社会的颠覆者。简单粗暴地说,他其实是要求盗匪享有警察的权利。他借用警察必须享有临时和有限杀人权的论据,反过来论证盗匪必须享有永久和无限的杀人权。如果有人反对杀人,他就会借此要求警察解除武装。无论如何,他的基本点就是维护社会颠覆者。这种诡辩的技术并不是从他开始的,马克思本人借用和反用资产阶级激进共和派论据的技术与此非常相似。施特劳斯和施米特在汉语世界衍生的数百万字著作和成千论文,翻译成市井小人的语言都没有超出上述范围。这些作者之所以采用他们实际上所用的语言,主要是因为如果肯说人话,就不用指望任何支持者了。



3. 自由-殖民主义”的同构


自由主义世纪”或“英国统治的和平”貌似金瓯无缺,其实留下了体面人士忽略的两个缺口。Fair Play游戏规则的内化在欧洲和世界都是动态的过程,将原材料塑造为艺术品的过程肯定会留下边角料,也就是文明意义上的内部和外部无产者。前者从不能适应秩序的社会参与者,变成了自由主义规则的局外人。局外人对排斥自己的新社会,逐渐产生敌我认同,有些沦为丧失社会关系的游民和游士,自然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有些投靠所在社会的他者,例如李大钊之流。十九世纪的乐观主义拒绝承认文明的资源可能穷尽,坚持塑造产生的边角料和塑造之前的原材料没有本质区别,发明对内和对外的两种规训或同化技术: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


自由主义的原则是:纳税人决定公共开支,财政决定宪制。由此产生了有产阶级选举团和他们的国会政治。善意假定无产者获得财产和体面的过程,就是培养必需政治德性的可靠甄别程序。十九世纪末叶,普选制的危险理论开始侵入议会改革的进程。也就是说,人民的武断权力开始侵犯财产的权利。这是二十世纪混合宪制崩溃的先兆,但资产阶级政党宁愿选择妥协和让步。殖民主义的原则是:大英帝国是严厉的女教师,有义务而且有能力训练缺乏自治能力的学生活出文明价值,但在学生的政治德性通过甄别以前(如果能够的话),仍然必须为学生抵挡危险的诱惑者和颠覆者。十九世纪末叶,“大英帝国的课业”变成了“白人的负担”29。也就是说,欧洲大陆列强开始染指海外世界。这种变化并不符合维也纳体系30的精神,但大英帝国宁愿选择分享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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